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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，林巧稚與郎景和(右)。資料圖片
【求索】
如果因為他只是醫(yī)生，無視他的文字，那實在是可惜。行醫(yī)與文字，他莫名其妙地生而天賦。初次見面，他正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，很自在，兩條腿拉直伸長，腳尖搭在一起。說起話來慢條斯理，眉毛一跳一跳，雙手或攤開或緊握，靈活地傳達意思。
他就是郎景和，北京協(xié)和醫(yī)院婦產(chǎn)科主任，中國工程院院士。彼時，一身白衣的他站在窗邊接電話，合體的藍色襯衫，硬朗的臉部線條，側(cè)影挺拔。這位年逾古稀的醫(yī)者，仿佛電影男主角。他向我笑著伸出右手，得體躬身，發(fā)色已然灰白，眼睛仍坦誠年輕，凝視對方。
這種凝視，讓人想到郎景和自己的一句名言——醫(yī)生給病人開出的第一張?zhí)幏绞顷P愛。
如今，日日忙碌的郎景和始終在種四棵“樹”：醫(yī)學、哲學、文學、收集鈴鐺。生活中，他有許多“平民”朋友：“什么平民不平民，既是朋友，便無平與不平之分。一條溪水清清爽爽長流著，穿越世事，不計歲月，滿懷善意，這便是友誼了。”
用慈悲，守天真。藏大拙，活自在。白衣一世，望他知味。
一
1940年，郎景和出生在北方一個小鎮(zhèn)，他是家中獨子，家境殷實。唯一的遺憾是母親常常生病，郎景和每次都要負責去請小鎮(zhèn)上一位姓于的郎中。“他和藹可親，隨叫隨到。我就像個‘跟屁蟲’，看著他給我母親診斷，他每次都會拿出一個鋁制小盒，里面裝著藥品、針頭等，消毒酒精散發(fā)的味道讓我覺得很舒服，一劑針打下來，母親的病就會好很多，我覺得做醫(yī)生真是太神奇了。”
報考大學時，郎景和最初的心愿其實是北京大學哲學系。他是個標準的文學青年，高中時就開始發(fā)表詩歌和散文，最高拿過單筆十幾塊錢的稿費，在那個年代絕對收入不菲，“那會兒學校里的甲等助學金才八塊錢”。
但郎景和還是聽從父母建議改報了醫(yī)學。“當時覺得醫(yī)科好歹是一種‘技術’，用以立身比較踏實。”在從醫(yī)多年后，郎景和曾說：“科學家也許更多地訴諸理智，藝術家也許更多地傾注感情，醫(yī)生則必須把冷靜的理解和熱烈的感情集于一身。”
進入?yún)f(xié)和醫(yī)院工作后，郎景和填報了三個科室的志愿——外科、內(nèi)科和婦產(chǎn)科。雖然填報了婦產(chǎn)科，但他并沒有對之有任何特別情感，直到林巧稚將他留下。每年，林巧稚都會從當期的駐院醫(yī)師里挑選出個男生，他成了那一年的“理所當然”。于是，“這一干也50多年了，我覺得挺好。在過去，國內(nèi)還有封建思想殘留，病人還會不好意思，現(xiàn)在可不了。要知道，歐美和日本的婦產(chǎn)科大夫幾乎全是男的，我們早已克服了歧視。”
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林大夫是影響了我一生的人。”20世紀70年代末，郎景和成為林巧稚的學術秘書。那時，電臺、報刊或者會議想邀請林巧稚做科普講座、報告或撰文，首先得與林、郎二人確定主題、內(nèi)容，然后由郎景和列出提綱，再和林巧稚討論，根據(jù)她的觀點和意圖，寫出初稿，再念給她審定、修改，最后完成發(fā)表或作為報告講稿。
一次，林大夫家鄉(xiāng)福建人民出版社專程來京盛情邀請他撰寫一部《家庭育兒指南》，林大夫毫不猶豫地答應了。接著又毫不猶豫地說：“讓郎大夫去寫，他完全可以了。”就這樣，林巧稚正式把郎景和“放飛”了。
20世紀90年代，時任北京協(xié)和醫(yī)院副院長的郎景和，受當時婦產(chǎn)科主任吳葆楨教授病危之際所托，毫不猶豫遞交辭呈，回到婦產(chǎn)科接手主任之職。而此后20年間，凡有人問及此事，他都以此為幸、為樂，因為人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做自己熱愛之事：看病、開刀、搞研究、做學術。
郎景和喜歡走到病人床邊，喜歡聽別人稱他“郎大夫”，又極善于在紛亂的癥狀中，在繁雜的檢查報告里找出頭緒、抓住要害，及時做出診治決策。疑難雜癥因此了然，迎刃而解。
一天傍晚，郎景和正吃晚飯，協(xié)和醫(yī)院打來電話稱，一位患者腹腔鏡手術很順利，可是手術護士在檢查器械時發(fā)現(xiàn)，一把鉗子上的小螺絲沒有了，也就有大頭針帽那樣大小，焊上去的，不知什么時候脫掉了。接著是一番認真的查找：先是肚子外邊，臺上臺下、手術鋪單、紗布紗墊；肚子里面，上腹下腹、左側(cè)右側(cè)……已經(jīng)過去了兩個多小時，實在沒辦法，只能向主任報告。
愛人華桂茹問郎景和：“你能找到嗎？”
“找不到也得去。”到了醫(yī)院，郎景和又把手術情況及鉚釘樣子詢問了一遍，只說了一句話：“必須找到！”
還是在腹腔鏡下尋覓，這樣損傷較小。腹腔很干凈，沒有出血，從上腹部橫隔到盆腔的陷窩；從兩側(cè)直腸側(cè)溝到中間的小腸、網(wǎng)膜，每一處都不能疏漏。一次全面的“大搜捕”，三個來回，不見蹤影。東西太小了，放射及超聲掃描也難尋蹤跡。
“后來，我往腹腔里大量灌水，然后全部抽出，也許可以找到細小的東西。”十幾雙眼睛緊盯著吸出的水和過濾的紗布。
出現(xiàn)了！一個比大頭針帽還小的螺帽找到了，在燈光下閃著亮。手術室里歡呼，幾近沸騰，如果是在外面，同事們會把郎景和舉起來。給家屬看，他們流下了眼淚。
郎景和在回憶中寫道：“這是一個怎樣的勝利呢？不是一個大仗，不是一個技術復雜的手術成功，只是一個信念和決心的實現(xiàn)。”他常說，一個科室主任，至少要做到三點：協(xié)調(diào)管理、解決問題和承擔責任。
手術中，偶爾會有針斷、零件脫落等意外發(fā)生，這雖然不是技術能力和責任心問題，但會很麻煩、很難處理，郎景和常常被召喚而至。“我希望能帶來鎮(zhèn)定、信心、方法和好結果，好在都做到了。”
幾年前，郎景和得了急性闌尾炎，外科醫(yī)生決定立即施行闌尾切除術。手術很順利，術后恢復也很好。要出院了，郎景和想再換一塊傷口敷料。一位護士說：“就送來。”
郎景和等待著，焦急地等待著、耐心地等待著……許久時間過去，大家都在忙忙碌碌，其實就是一塊紗布而已。
“沒有責怪之意，沒有抱怨之意，事情太小，連我自己也會忘記，或者不在意?？墒牵抑懒耸裁词?lsquo;換位思考’。”病人住在醫(yī)院里，沒有什么事可做，除了自己的病，也沒有什么別的可以想。無非是體溫如何、能吃什么、什么時候換藥、拆線、何時可以出院……醫(yī)生或者護士告訴什么，答應什么，就占據(jù)了全部思想，會老是想著、盼著。無論這件事多么微不足道，對病人來說就是大事，至少是所企盼或等待的唯一的事。
答應病人的事一定要按時辦，哪怕就是一件小事。有時，可能是件大事。
二
郎景和有幾張不同面孔。
一張面孔肅穆端莊，時常沉默，看盡人間疾苦。他有過幾次感慨：每年春節(jié)之際，他都會收到一張賀年卡，三十多年從未間斷，雖然只是一張卡片，郎景和卻把它視為珍貴的禮物，一張平安喜報。
寄賀卡的人，當年只有8歲，讀小學二年級。不幸的是，她得了卵巢惡性生殖細胞腫瘤，瘤子不小，惡性程度高。
按照當時常規(guī)的做法是要切除子宮和雙側(cè)卵巢，還要輔加化療和放療。那時，郎景和和同事正在進行卵巢癌的系列研究，已經(jīng)開始嘗試只切除患瘤卵巢的手術，并于術后給予敏感的化療。這是孩子和父母所企望而愿意接受的方案，但大家要共同承擔復發(fā)的風險和不安。
手術和化療的實施都順利，必須保持警惕，嚴密隨診，觀察影像檢查和腫瘤標志物。開始每月都得來，以后是兩個月、三個月、半年、一年……孩子長大了，瘤子沒有復發(fā)。
賀年卡如期而至，是郎景和所期盼的。開始是稚拙的鉛筆字和小圖畫，后來竟然是精美的毛筆書法和國畫。幾句溫馨的賀年話語，幾行令人喜悅的消息：不休學了，考上初中了，考上高中了，上大學了（文科狀元）！結婚了，生了個女孩……
“難道還有比這更珍貴的禮物嗎？難道還有比這更深切的慰藉嗎？一個醫(yī)生的幸福感和成就感，因此而足矣！”
一張面孔慈眉善目，笑容可掬，機智應對病人和學生的各種提問，談笑自若參與各類學術討論。常常，學生們聚集在郎景和狹小的辦公室里討論病例，“開始前會給每位學生倒一杯咖啡，每人一塊巧克力。”學生李蘊微認識郎老師3年多，從沒見過他發(fā)過脾氣。
已經(jīng)畢業(yè)多年的學生王姝記得，郎景和在門診有一個習慣，就是向他的新學生介紹他的“老病人”。一天，有位40歲出頭的女病人一走進診室，他立刻就叫出了其名，并向在旁邊的學生介紹：“你們知道嗎，她很厲害的，生的是龍鳳胎呢！”
之后，郎景和開始翻看厚厚的病歷本（這是他的另一個習慣，盡管一旁助手已經(jīng)記錄了以往的病史，他通常還是要自己問病人病情、翻看以前的病歷），一邊看一邊說：“你們看，一開始診斷子宮高分化腺癌，當時她才30多歲，但還沒孩子，于是，我們就開始用高效孕激素了，每3個月診刮一次，變成中度不典型增生了，用了大半年，子宮內(nèi)膜反應很好，正常了。我們又開始幫助她懷孕，她很厲害，龍鳳胎呢，孩子現(xiàn)在都好吧？”
“很好！真是要謝謝大夫了！”病人的感謝發(fā)自肺腑。
郎景和的門診多是棘手病例——診斷不清的“疑難雜癥”，難治或復發(fā)的惡性腫瘤，長期不愈又原因不明的慢性疼痛，等等。很多患者已輾轉(zhuǎn)多處就診就治，甚至于已歷經(jīng)多次手術化療?？梢韵胂?，病人和家屬很容易身心疲憊、喪失信心。
出門診時，常常能聽到郎景和對病人的肯定和夸獎，在診療的過程中，他始終關注患者自身的努力。而對患者而言，艱難痛苦的患病經(jīng)歷能被醫(yī)生體會和理解，會帶給他們很大的心理安慰，再加上肯定和鼓勵，則更能使他們感覺到自己不是孤軍作戰(zhàn)，信心和勇氣倍增。
王姝說，這些“語言的藝術”貌似有條有理、有章可循。事實上，起作用的是那張“關愛”處方的墨香。“而從這張?zhí)幏将@益的，絕不僅僅是患者，深受惠澤的更有作為醫(yī)者的我們。每個患者的幾十分鐘，卻是我們實實在在一生的事業(yè)，于人無愧，于己當無憾矣。”
三
郎景和的夫人華桂茹也是協(xié)和醫(yī)院教授，這對相濡以沫的夫妻，已攜手走過半個世紀。兩人均是白求恩醫(yī)科大學（現(xiàn)吉林大學白求恩醫(yī)學部）59級的學生，郎景和在1教學班，華桂茹在4教學班，1964年兩人雙雙來到協(xié)和醫(yī)院工作，“我們兩個是第一批從白求恩醫(yī)科大學來到協(xié)和的醫(yī)生，彼此很了解。有時候郎大夫要來我們科會診，他的字寫得特別好。”
郎景和的辦公室在8層，推門而進，門后的鈴鐺會發(fā)出清脆悅耳的碰撞聲。西墻是一張大書桌，“這是林大夫用過的，老協(xié)和的家具，文物啦，歲數(shù)比我還大。80多年只刷過一次漆，前幾年自己打了三層的新書櫥從桌子摞到天花板，涂成與老桌子一樣的古銅色。”說著，他從桌面左下方拉出一塊小桌板，自己傾身趴在上面，“很好吧，這樣做事很方便。”
屋子的其他三面仍是書柜，書柜前面里三層、外三層堆放的是各種書和資料，從地面直摞了1米多高，書柜高處顯露出的部分，懸掛著林巧稚大夫的畫像，還有大大小小的字幅和繪畫，都是郎景和的親筆。
幾百個形狀、質(zhì)地各異的鈴鐺，有擺著的、掛著的、吊著的，僅是郎景和收藏的1/10。李蘊微說，景德鎮(zhèn)一位制作鈴鐺的工匠曾專程趕來，在老師辦公室門口等候一天，就為了看一眼門后的鈴鐺。
“平時的時間都在醫(yī)院，周末的時間外出開會。從來不休假，兩個孩子從小到大，他一次都沒開過家長會。別人年紀大了，都做減法，郎大夫卻做加法。”忙到什么程度？學生何政星給了如下回答，譬如，郎老師早上剛剛從國外參加學術會議歸來，下午就精神抖擻地按時出門診，僅僅是為了讓那些等待一周的病人安心。
“對病人好，不是簡簡單單地說幾句安慰的話，而是在醫(yī)療決策上給予病人最合適的。”學生張國瑞一直記得郎景和的教導：病人在你面前，都是病人，不分三六九等，只是職業(yè)不同而已。要治病，也要醫(yī)心。
現(xiàn)任協(xié)和婦產(chǎn)科主任的沈鏗，1983年大學畢業(yè)，從上海來到北京。選擇科室時，當年的婦產(chǎn)科主任連利娟找到他：“每年婦產(chǎn)科都喜歡留一個男大夫在科里工作，你愿不愿意來？”
還沒結婚的沈鏗猶豫了。當時協(xié)和醫(yī)院婦產(chǎn)科的男大夫只有宋鴻釗、吳葆楨、王元萼和郎景和。沈鏗帶著未婚妻去了郎景和家。“郎大夫笑著對我說：‘你看我現(xiàn)在不是挺好的嗎，不要有顧慮’。”前輩的鼓勵，讓沈鏗下了決心，成為當時婦產(chǎn)科里最年輕的男醫(yī)生。
婦產(chǎn)科副主任向陽說：“郎大夫現(xiàn)在還親自做動物試驗。大夏天，他還跟學生一起做豬的實驗，要親眼看到效果。這是一種值得我們學習的科研精神。”
每年3月初的某個周末，郎景和總會帶領科室大夫前去公墓祭奠前輩吳葆楨教授。那里還有宋鴻釗院士、王元萼教授的墓地。協(xié)和醫(yī)院婦產(chǎn)科教授萬希潤回憶：“我們聚集在吳葆楨的墓前，匯報科里的變化，給他講講笑話，鮮花、食物、美酒，2016年3月，郎大夫特別在墓前朗誦了一首‘永遠記著老師’的詩。可以說，協(xié)和婦產(chǎn)科的故事和精神就這樣一年又一年，一遍又一遍地傳遞給后面的人。”
婦產(chǎn)科副教授馬良坤說：“郎老師曾說，我們要建400米跑道，意思是多競爭，不碰撞，是鼓勵年輕人多學科發(fā)展，百家爭鳴，百花齊放。”
郎景和的辦公室墻上掛著一張佛像，這是他幾年前的得意之作，只寥寥九筆勾勒而成，但意味深長。“我們做醫(yī)生，也要像佛一樣覺悟、慈悲、冷靜和智慧。我們是無神論者，但佛在我心中，心中的佛就是我們自己，再往大了說就是自然規(guī)律和自然法則。”
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說：“哲學應該從醫(yī)學開始，而醫(yī)學最終應該歸隱于哲學。”醫(yī)學是什么？醫(yī)學要怎樣？醫(yī)學應該怎么辦？醫(yī)生應該怎么辦？“九筆佛”透出的禪意，或許正是郎景和用幾十年心血苦苦思索的醫(yī)學本質(zhì)吧。
從未有人見過郎景和生氣的樣子。華桂茹笑著對此補充道：“郎大夫不高興的時候會邊擺手邊說：‘此事不討論。’”天然隨性，出人意料。
從前的日子，傍晚下班匆匆回家，放了書包、系上圍裙，油鍋里噼里啪啦地唱著歌，炸茄盒、咕咾肉，都曾是郎景和手中的珍饈美饌。
我問郎景和：“這一路上您后悔過嗎？”
“沒有，從來沒有。”郎景和回答道。（作者：李琭璐）
李琭璐，女，1987年12月生于北京，中國作家協(xié)會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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